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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深的海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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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引用 国家六十有感  

2009-10-01 13:00:2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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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五常国家六十有感

不少读者期望我写这篇文章,应该写。不易写,但应该写。中国是个古国,其历史复杂无比,文化的演进没有欧洲十五世纪之后的闪闪生光,但纯而厚,是好于学问的人的一个好去处,我是着了迷的。历史说,解放立国到今天是六十周年了。北京要大事庆祝,显然因为六十年是一个甲子。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十个天干,十二个地支,能拼出六十个不同的组合,六十年是一个循环。为何有这样组合的安排我可没有考究,但中国的传统是以六十为大寿。不管你同不同意,或是否反对一个国家久不久应该发一下神经,你不能不承认中国要做大事可以做得非常大。去年的北京奥运是一例,明年上海的世界博览会是一例,今天是二○○九年十月一日,打开电视看看吧。

建国六十年,刚好有三十、三十之分。前三十解放共享,不妥不妥;后三十开放改革,很好很好。后者,我在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的结语中,有所感慨而挥笔直下:

「这些年北京做出来的大可引以为傲。你可以详尽地批评执掌政权的人,但他们减少了那么多的贫困,工程之庞大与迅速,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。我认为这样的成就不会再重复——不管是何地,不管是何时。」

我是个生存在上述的整个甲子的人。六十年前的十月一日,我快十四岁,懂事的。不断地跟进中国的发展,对历史有研究。在美国读本科第二年时,我写了一篇关于鸦片战争的前前后后的长文,当时的经济历史教授Warren Scoville给予高评价。今天我想,如果没有上文提到的不妥的前三十年,中国会有很好的后三十年吗?如果六十年前解放之初就动工三十年后的改革,中国今天会更有成就吗?前三十的不妥是要付代价的,这代价高,值得吗?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。我只能说,从历史规划下来的局限看,中国能达到今天的成就,是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的艰巨工程带来的奇迹。这样的成就当然要付代价,很大的代价,至于这代价是否值得,见仁见智,是主观的判断了。比较客观地问,如果中国选走另一条路,这大代价会否低一点?今天的人恐怕没有答案;将来的历史学者总要提出这个问题。

让我从乾隆皇帝说起吧。此公是二百五十年前的人。记不起正确年份,当时英国的皇帝派一个钦差大臣访中国,要求发展贸易。乾隆接待了他,写了一封历史有名的信给他带回英国皇帝。该信的大意是说:「我们中国什么都有,对西洋鬼子的产品毫无兴趣,而作为中国皇帝,我的责任是搞好中国的民生,番邦要求的外交事宜,与我何干哉?」这是当时中国闭关自守的意识,百多年后,八国联军的年代还是差不多,但八国联军之际,中国已经远远地落后于西方了。

我们当然不怀疑古时的丝绸之路打通了一点与欧洲的联系,也不怀疑明初的郑和下西洋是比哥伦布早上大半个世纪的伟大探索。然而,无论怎样看,中国曾经有数千年的闭关自守的日子。康熙谢世前三年(一七二○)在广州设立公行,容许行商与老外贸易,只是为了应酬一下,说不上有发展外贸的意图。康熙是个好皇帝,但他对西方科学的兴趣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。圆明园的故事与后来的悲剧是清代皇帝的好奇心奢侈化的结果。中国打开门户是鬼子佬用枪炮攻开的。鸦片战争之前,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与英国商人催促政府出兵的文件,我读过。他们要中国的丝茶,但中国只要他们的银两,银两不够,他们在印度找到中国人爱吸的鸦片。

一个聪明的民族,关起门来发展自己的文化,大有可观,但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很不相同。中国的文化既深且厚,可惜到今天西方的众君子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体会,称得上是及格的寥寥无几。中国的学子没有几个不知道有莎士比亚这个人,但西方的学子没有几个听过苏东坡。今天,在钢琴上弹莫扎特弹得象样的中国孩子数以十万计,但我赌你找不到几个西方的孩子懂得唱京曲。是一面倒的西方影响中国,只是近几年西方的孩子们抢着学起中文来了。后者是大好形势,反映着西方的众君子终于察觉到地球上还有另一个重要文化存在,是值得尊重的。这是我对国家六十有感中的一个很好的感受。

一面倒的中学西,有贬意说是崇洋媚外,但其实是清末民初以还,早一点说是乾隆皇帝之后,西方的科学与工业产出比中国的先进得太多,把炎黄子孙吓破了胆。读得出几个英文字的夸夸其谈,把西方的一切捧到天上去。一九五七年我离港赴北美时,护照是五千四百多号,即是说从盘古初开到一九五七,从香港正规外出的只有五千多个。急起直追,进入洛杉矶加大的第二年被邀请作西方艺术史的助理教员。好奇地跑到图书馆去研读一下中国的艺术文化,客观地衡量,知道那所谓落后的中国,其文化了不起,自成一家,影响了梵高、高庚、毕加索等西方天才大师,可惜深入的影响却说不上。我对中西双方的文化一视同仁地重视,是从那时开始的。东归东,西归西,二者混合不来,是老生常谈,但不对。

今天看,中国走现代化的路是成功了的。虽然还有好一段要走,但回头看,我们的确走过了千山万水。乾隆之后炎黄子孙的经历满是血泪。抄袭西方不容易抄得有好效果。西方有的不是一般皆可取。近几年凡是抄袭西方的经济政策,差不多一律不妥。说真的,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成,主要是靠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方法。

千山万水,炎黄子孙今天大可披襟岸帻。重要的问题,是中国人既然那么聪明,那么吃得苦、有干劲,为什么要花上两百年的时间才走出那漫长的黑洞呢?我找到的答案,是在闭关自守的日子里,中国的传统是以风俗伦理管治,高举儒家学说,重视三从四德。学而优则仕,苏东坡等天才都做官去了,其中不少以伦理判案。没有司法制度,传统上中国没有律师这门专业。也因为读书的人材都求做官,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个阿基米德(公元前二八七至二一二),或一个伽利略(一五六四至一六四二),或一个牛顿(一六四二至一七二七)。不是智商有所不及,但学而优则仕,好学的读古书,谈诗词,习书画,腾不出一个科学发展的空间。

不要贬低以道德伦理治国,不要嘲笑三从四德。从一个以农业及手工艺为主的经济社会看,这种管治制度可取。无可置疑,中国的传统农业与手工艺了不起。就是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,美国大名鼎鼎的农业经济专家卜赛(赛珍珠的丈夫)跑到燕京大学研究中国的农业几年,拍案叫绝,认为比西方的高明得多了。

我说不要贬低以道德伦理治国,因为这种治法成本低,远低于司法制度。从一个不论科学、不靠科技产出的社会看,以一个靠家庭的农作与手工艺而为生计的社会而言,高成本的司法制度不可取。然而,以道德伦理治国的一个大麻烦,最头痛的,是没有弹性,修改不易。今天我们知道,法律是可以修改的,但道德伦理修改极难,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,经济的需要转变了,但管治的制度改不了,可以带来灾难。四十年前在芝加哥我与戴维德(Aaron Director)研讨过,得到的结论,是管治成本愈低的制度,愈是没有修改的弹性。我们当时比较的是英国的普通法与欧洲的大陆法,认为普通法的施行成本较高,但比大陆法容易修改。再相比,要放弃道德伦理的准则而以司法制度代之,更是难上加难。

三从四德的家庭传统,跟道德治国合得来,在重视农业、手工艺甚至商业而言,这样的管治制度因为成本低,可取。困难的出现,是人口上升,不靠工业的发展不足以糊口。欧洲在十八世纪初期的经济学有重农主义,也有重商主义,但没有重工主义。然而,一七七六史密斯发表他的《国富论》,以专业分工合作的制针工厂起笔,明显地是重视工业发展的思维。说来凑巧,一七七六是乾隆皇帝的时代。想当时,中国以家庭为产出单位,但欧洲的工厂运作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了。

工业的发展要让家庭产出转到工厂去,欧洲早就跑过了这一程。中国呢?要到清末民初才见到工厂形式的出现。这发展需要年轻人离乡别井,跑进没有亲属同事的工厂操作。这样,以家庭产出的传统开始瓦解,成本较低的伦理管治逼着要转到司法或法治那方面去。谈何容易,就是今天,好些中国的家族传统的意识还在神州存在。我是个保守的人,不认为中国的家族观念或礼教没有可取之处。是的,我不认为西方的子女要向父母借钱求学是好品味的风俗。但我希望读者明白,从以家族为基础的道德伦理的管治制度,转到近于六亲不认的管治制度,是多么困难的一回事。

像香港那样的一个小地方,或像日本那样的一个小国,上述的转变远为容易,或冲击比较小,但中国地大人多,民族这里不同那里,口音不一,就是连吃,地区之间也大异其趣,需要的转变难于登天。二战期间,我在广西某农村住了一年,知道村与村之间不论婚嫁,口音不同,更谈不上搞什么合作产出了。那只不过是六十多年前的事。今天呢?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万,其中一千三百万是外来的。

上文提及,国家六十年,前三十不妥,炎黄子孙付出了大代价。代价不论,我的直觉是没有这前三十中国不会有今天。代价是成本,但经济原则说,历史成本不是成本,我们要多向前看,不要频频为以往的代价惋惜。另一方面,单看今天北京要庆祝的六十年,我们会低估了中国人的成就,或夸张了昔日的代价。为写此文,我决定向历史多走几步,细说从前,用上的解释是自己的以社会费用的转变为基础的制度理论。这理论是三十年前我为推断中国会走的路而想出来,今天是多了三十年的观察而改进了。

不堪回首的日子二百年,大可回首的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,其中好些值得探讨,值得欣赏。中国的青年呢?昔日的代价他们没有付出,但新的机会就在眼前。他们要学我当年,见到有争取知识的机会就站起来大博一手。争取将来当然是今天中国青年应走的路,而在走这路的同时,他们也要学我当年,不断地探讨中国的旧文化,与西方的比较一下,从而体会到学问这回事是没有中、西之分的。一面倒的中学西曾经是悲剧,但上苍有眼,昔日的悲剧今天变为喜剧了。是的,在地球一体化的今天,中国的孩子们占了先机,因为中西兼通,将来的天下他们会是主角。这也是我对国家六十有感中的一个很好的感受。

孔子云: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踰矩。」三十年前的开放改革,无疑是「立」。今天六十,「耳顺」要怎样解才对呢?郑康成云:「耳顺,闻其言,知其微旨也。」皇《疏》云:「闻其言,即解微旨,是所闻不逆于耳,故曰耳顺也。」翻过来,我的解释,是耳顺指懂得分辨是非,知所适从,可以作出大智大慧的判断。谨以此为北京的朋友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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